据联合国人道主义办公室数据，自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加沙地带已有三分之一的医院由于损坏或缺乏燃料被迫关闭。加沙卫生部门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11月1日，有132名医务人员在以色列的空袭中遇难，25辆救护车被毁。剩余仍在运转的医院除了要为超过两万名伤者提供医疗服务，还收容了数以万计流离失所的难民。

然而，国际援助力量一直难以进入加沙。据报道，只有一支10人的医疗队在10月27日获准由埃及与加沙边境的拉法口岸进入飞地。多支国际医疗队已在埃及开罗滞留三周，仍在等待埃及与以色列的批准、进入加沙。

10月29日，加沙地带中部的一处难民营遭空袭后，医护人员在医院救助受伤的巴勒斯坦人，其中包括儿童。图/视觉中国

挪威外科医生、特罗姆瑟大学急诊医学教授马兹·吉尔伯特正是其中一员。“我迫切地想去加沙，支援我的兄弟姐妹们”。10月29日，吉尔伯特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

吉尔伯特现年76岁，自2000年以来，他几乎每年都会前往加沙进行教学、调研或急救治疗，被称为“最了解加沙的医疗专家之一”。“每次袭击发生，我在挪威的家中都坐立难安。我知道我必须去，并不是因为巴勒斯坦人没有能力医治病人——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有丰富的战时医疗经验——而是因为团结的重要性。他们说，你来了，我们不再感到孤立无援。”吉尔伯特在记录其2014年战争见闻的《加沙之夜》——书中写道。

2006年至今，吉尔伯特亲历了四次以色列对加沙的袭击，但他表示，“从没有一次像这次这么严峻”。

吉尔伯特及其所属的挪威援助委员会医疗团队，“几乎每个小时”都在和加沙当地的医护人员交流信息。据吉尔伯特描述，燃料、水、医疗器械全面告缺，医院的情况已经达到无法忍受的地步。伤员的数量远远超过各家医院的救治能力，只有生还机会大的伤者可以上手术台。

近日，以色列指责哈马斯在医院内部和附近区域设置指挥中心和架设武器装备。哈马斯对此予以否认。吉尔伯特则向媒体表示，如果医院里有哈马斯的指挥中心，“我不会在那里工作”。“我既不支持哈马斯，也不支持法塔赫。我不支持任何人把平民当作袭击目标。”吉尔伯特说道。

以下是吉尔伯特的讲述（文字有删节）。

“从来没有一次像这次这么严峻”

我现在在开罗的巴勒斯坦医院，这里也是巴勒斯坦红新月会的总部，金字塔距离这里并不远。坐在这间落满灰尘的房间里，我感觉自己好像坐在一座小岛上，历史的长河从我身边流过。

我感到沮丧。如果说人性中有什么东西是我们应该培养、赞美和促进的，我认为莫过于同情心和团结。这些东西自诩“最有道德的”以色列军队并不具备。他们正在封锁加沙，先是长达17年的残酷围困，然后是最近三周的全面封锁，他们切断了加沙人的电、水、粮食、药品，迫使面包房、医院、学校关闭，他们切断了人类社会所需的一切。他们轰炸几乎没有停过，还拒绝我们这些想要提供帮助的人进入加沙。

到目前为止，超过8000名平民在袭击中身亡，其中超过3300人是儿童，还有25名记者、100多名医疗工作者。起初我感到无助，并且极度愤怒。后来我不再抱怨，而是努力集中精力工作。我写文章、接受采访，为我的同事、为加沙的巴勒斯坦人民发声。我和世界各地的记者交谈，印度、巴西、南非、挪威、美国、英国等等。接受采访、传递信息，是我目前能做的最有效的事。

我觉得自己必须保持坚强和敏锐。我和加沙的同事几乎每个小时都在交流信息，直到前一阵子以色列关闭巴勒斯坦移动网络，出现过将近48小时的通信中断。我的同事们告诉我，医院的情况已经达到完全无法忍受的地步。他们缺乏燃料，一旦发电机因为没有燃料而停机，各种机器和设备也无法再工作。他们缺水，缺医疗物资，抗生素、麻醉剂、消毒液消耗殆尽，手术用的一次性器材也很紧俏。他们还缺场所，缺病人和医生自己所需的食物，也缺薪水。从以色列全面包围加沙之日起，他们就没有任何收入。

我得到的最新消息是，圣城医院（Al-Quds hospital）目前有120名伤员，除此之外，他们还有普通病人，比如肾衰竭患者、和50个需要住保育箱的早产儿。希法医院（Al-Shifa hospital）有580名伤员，还有70名病人需要上呼吸机。我估计希法医院现在每天有100至120台手术。据我所知，现在大多数医生就住在医院里。因为你可能在回家的路上死于空袭，或者发现你的家已被夷为平地。他们尽量做到10到12个小时换一次班，这样他们能有几个小时的休息时间。

但即便如此，医生也只能医治那些生还机会比较大的患者，做可以用较短时间完成的手术。有些患者伤势非常严重，需要两三个团队投入五六个小时才能挽救过来，但这意味着失去了四五个可以用小手术救命的病人的时间。所以需要有资深医生来做优先权的评估，如果病人来到医院时身受重伤，没有生命迹象、无法做出反应，那么他不会被送进手术室。如果病人躺在担架上，能对医生做出反应，就进入第二步。医生们会找出受伤的部位，并决定需要做多少处理。如果病人只是轻伤，他甚至进不了急诊，就是到门诊清洗和缝合一下伤口。很不幸，加沙的医生在处理大规模伤亡上经验丰富。

我经历了2006年、2009年、2012年和2014年以色列对加沙的轰炸。这些袭击都很残酷，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尤其是2014年，有一个晚上，我所在的希法医院接收了400个病人。当时我觉得自己进入了“僵尸模式”，像台机器一样持续工作。但从来没有一次像这次这么严峻。

第一，在过去17年里，加沙尽管处于封锁，但每天有300到400辆援助卡车物资进入。如今，以色列的全面围困已经持续了3周，积压的物资大约有1万辆卡车。再加上这三个星期的惨烈轰炸和破坏带来的额外需求，我估计他们需要大约两万辆卡车的物资。然而，在过去四天，平均每天只有12辆援助卡车进入加沙。

第二，轰炸的规模和强度也前所未见。我看到无人机在加沙上空拍摄的照片，那里现在看起来就像二战时的广岛。我并不是拿日本人民在原子弹爆炸后所遭受的苦难与之相提并论，但如今加沙的破坏景象，看起来就像是有一枚核弹爆炸了。

第三，国际力量不被允许进入加沙。拉法口岸仍处于关闭状态，没有埃及军方的批准，我们也无法进入属于军事禁区的西奈半岛，因此我仍然滞留在开罗。目前只有一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队伍进入加沙，包括医生、护士和行政人员在内一共10个人，但加沙的伤者多达两万人。此外，加沙没有国际记者，禁止国际报道力量进入加沙是此次袭击与以往最显著的区别之一。只有当地记者在报道，而且已经有至少25人遇害了。

2014年以色列-哈马斯冲突期间，马兹·吉尔伯特在加沙当地一所医院救治受伤儿童。

“如何从血淋淋的经历中活下来”

大概有接近一半的伤者是儿童。儿童是无辜的，他们手无寸铁，也没有政治立场。治疗受伤儿童会有很大的情感压力，但作为医者，我们不能被这种压力压垮。我们有一种叫做“聚焦感知”的应对机制，意味着我们会屏蔽掉那些会产生干扰的事情。我不去想病床上的这个孩子容貌是不是和我的孙子十分相似，也不去辨别那些尖锐的哭声是不是好像我的女儿在哭，我们必须全神贯注。

2014年9月，我从加沙回到挪威，构思如何书写那段经历。当时加沙的医院允许我将相机带进手术室做影像记录，前提是符合伦理要求。我在相机里看到一个片段，是我正在救治一名严重烧伤的孩童。画面上可以看到我的绿色手术服、手术台的一角，还有那个孩子，他在哭泣。我不记得我当时听过这个孩子在哭，但看到照片时，我感觉他的哭声刺穿了我的内心，里面充满了在加沙工作时积攒的情绪。我想我大概哭了6个小时。

我说这个故事是想说明，作为医生，不管是火箭弹，还是F-16战机，战争的种种声音，我不会让它们干扰我。这是人脑奇妙的地方。但你还是会有感觉，它们一直在，总归会找到你。这些年我是如何从这些血淋淋的经历中活下来的，在我看来，应对这些情绪的最好方法是和人们谈论它。我大概讲了几千堂关于巴勒斯坦、关于加沙的课。我还写书、做研究。总之，我不停地在讲述。

但我和加沙的同事们并不讲这些事情，我们也不讲战争里被迫做的选择题。他们问我未来会怎么样，为何西方世界没有人在乎，为何没有人阻止以色列。最近几周，他们谈论的都是对家人的担忧，有许多医护人员失去了亲属。

现在，当一天结束时，我和我的两个女儿、我的妹妹有一个“汇报时间”。我会告诉他们我这一天是否一切都好。在此前的几场战争中，我没能做到这一点，有好几次我的女儿们因为没有我的消息而担惊受怕。

还有很多人和家人分离了。我的一个朋友把他的妻子和7个孩子送到南部后，回到北部的圣城医院。就在今天，以色列威胁要轰炸这所医院。在2009年和2014年，以色列的将军们通过挪威外交部两次要求我和另一位挪威医生离开希法医院，因为他们说因为那里有哈马斯的指挥中心，所以要轰炸医院。我们拒绝离开医院，最后什么也没发生。过去20年，我无数次进入圣城医院和希法医院，我被允许在里面拍照，我从来没有见过所谓哈马斯的“指挥中心”。我认为这是以色列的一系列谎言之一。

我的朋友拜托我，“马兹医生，如果我们死了，请把穆罕默德当作你的儿子。”这是他们第八个孩子，如今在开罗。我答应了，并且把他介绍给我的女儿们，她们说会视他为兄弟。

“为什么我是一名讲政治的医生”

加沙的医疗系统甚至在轰炸开始之前就已经非常窘迫了。自2006年开始的封锁给加沙的医疗结构、供应系统和管理系统带来了巨大的问题，我曾经给联合国写过相关的报告。

首先，由于拉姆安拉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与哈马斯的分歧，加沙公立医院的医护人员长期只能领到三分之一的薪水。为了养家糊口，医生们在午餐过后就会离开公立医院，前往私立医院看诊。

其次，长期的围困让加沙经济遭受重创，那里的基础设施建设非常差劲。医疗系统需要有持续的电力和水源，运作良好的污水处理系统，医疗设备也要时常维护和更新。今年6月，我在加沙待了两周。走在医院里，你可以看到有太多的医疗设备需要更新，有太多的病房需要清洁、粉刷、升级。虽然加沙有这么多好医生，但他们却没有工具来完成他们本来可以完成的工作。

加沙的癌症病发率很高，尤其是女性群体。但由于政治原因，加沙的医院没有可以做放射治疗的设备。他们必须去耶路撒冷接受放疗，因此每天都有巴士载着病人从加沙癌症中心（土耳其友谊医院）出发，通过以色列的检查点，到耶路撒冷的奥古斯塔·维多利亚医院治疗，然后在傍晚时分被送回来。有40%的病人无法通过这条费时又费钱的路径进行化疗，因为以色列拒绝给他们发放许可证。加沙女性乳腺癌患者的5年生存率只有60%，在挪威和以色列，这个数字是95%至97%。心肌梗塞病人的情况也是如此。加沙没有能够溶解冠状动脉血栓的现代血栓溶解剂，他们使用的是我们20年前就停用的药物。直到最近加沙才有了可以做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术的设备，这是一种疏通冠状动脉的治疗方法。

医疗力量的培养也是个问题。加沙缺乏资金和资源来支付医学生的奖学金，支持他们继续接受研究生教育。医生也很少有到海外研修、与同行交流学习的机会，因为每次出境都需要以色列的批准。我有一个年轻的加沙学生，为了让她到我工作的挪威特罗姆瑟大学医院实习，我们花费了两年时间为她争取到去挪威的签证，但她最后只被允许出境9个月。这些都是发展良好的医疗保健系统无法逾越的障碍。而现在，大轰炸让一切回到原点。

我认为医学和政治之间存在无法打破的关系。健康是医学的首要任务，公共卫生的最重要的目标是让更多人过上健康的生活。而保持健康的前提条件不是医生和医院，是最基本的水和食物，是有安全的住所、稳定的工作和良好的教育，没有这些前提，你有再多的医生和医院也无济于事。

加沙最主要的健康问题是什么？是轰炸破坏了医院和救护车，破坏了供水管道和污水系统，是缺水、缺粮，是100万儿童的安全缺乏保障，所有这些都是政治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是一名讲政治的医生，而不仅仅是医生。我不想去到任何地方只是为伤者包扎伤口、扫干净地上的血，而不过问我们怎么才能阻止这些医疗问题产生。

记者：陈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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